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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全斌&谭红波:从“疯癫”的理想主义青年到不安于现状的公益人

王慧 社会创新家 2021-10-12



撰文 ▏王慧



因为公益,性格不同的吕全斌和谭红波,在大学时就相识并成为好友。这之后,他们各自在公益领域探索。2015年,两人再次因为公益而走到一起,分别担任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(以下简称“基金会论坛”)秘书长、副秘书长。


从接手执掌基金会论坛以来,吕全斌和谭红波抱持着公益理想,合力探索服务基金会领域的新边界,即便是在有限的空间里依然坚守价值、倾情行动。


谭红波与吕全斌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今年基金会论坛的年会重新分了工,吕全斌尽量置身“年会”之外,专注于重新搭建基金会论坛的发展架构,具体事务由谭红波执行。


年会举办已经有了11个年头,要让内容、嘉宾、形式都有创新,挑战越来越大。前不久两人一起外出学习,因为操心今年年会平行论坛的事,谭红波甚至做了一晚上噩梦,第二天直打哈欠。


吕全斌能感受到他的压力:“我有压力会表现得很明显,但他一般不会表现出来。”


“推动行业生态建设”的使命在前,两人压力不断,“摩擦”也不断。


吕全斌点子多,谭红波则时不时在旁边拉住他。当然,这是一个不断平衡的过程。


“有我觉得他做的不够的时候,那我就会督促他。”谭红波说。


“我自己实在想做的,我也肯定是要做,比如这个基金会档案馆。”吕全斌指指旁边他正推动做的基金会档案馆,补充道。



1“疯癫”的理想主义青年



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学时,吕全斌与谭红波在“关注‘三农’协会”学生社团相识。这家社团由当时读大一的谭红波发起。因为带着妹妹北上求学,谭红波关注到像妹妹一样进城打工的人群,希望引起大学生对这一群体的关注。


比谭红波晚一年入学的吕全斌,则是在校园打水的路上,遇到“关注‘三农’协会”招新,于是加入了这个“会费便宜一半”的社团,并在之后成为协会的第三任会长。


那是一段“自由生长”的时期。吕全斌后来回忆,“开始按照最舒服的心性自由发展,像疯癫的理想主义青年一样快乐生长。”也是在那时,吕全斌把带着协会往前冲的谭红波称为自己的“偶像”。


基金会论坛秘书长吕全斌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要拼凑大学时谭红波的形象,颇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是,大一时,因为不满大家不认真学习,谭红波向校长写了一封信,批判学校学风不严、缺乏监管,希望学校整改。校长收了信直接转给教务处,而后又实名发表在校报上。谭红波一时被视为“异类”。


大学毕业后,两人一前一后投身公益行业。


吕全斌“飘荡”在一线公益组织,像一块海绵吸收着对专业公益的认识。很多人认识吕全斌是在其公众号“二黑爸”上,凭借“轻松不做作的风格”,这个平台聚集了众多公益人,吕全斌也成为几乎最早的一批公益“网红”。


2015年,吕全斌曾有过一段灰暗的创业期。彼时,因为怯于向合伙人坚持自己真正的想法,吕全斌最终将心中积攒的压力转化成一次近乎崩溃的“逃离”:在一场大雨中,浑身湿透着离开了自己参与创办的公司。


这段当时让他“几乎彻底否定掉自己”的经历,后来被他认为是“最好的礼物”。“你会懂得,做成事情,不单是靠对这件事情的理想认知,还有对自我的觉知。现在对自己不认同的,也会更直接(地去表达)。”


谭红波则在辗转几家基金会的过程中,对基金会这一形态有了更深的了解,并遇到了对自己之后的公益生涯都影响颇深的国际公益机构——救世军。救世军成立于1865年的英国,由一位牧师创立,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慈善工作。

在这家运作规范的国际机构的四年工作经历,培养了谭红波颇成体系的做事逻辑,却也让他承认:“在这之后,我偏于保守,甚至有些畏手畏脚,对冒险的事会犹豫。”


基金会论坛副秘书长谭红波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2015年年底,吕全斌重新接手基金会论坛,出任秘书长。多年好友谭红波成为他拉来共事的第一人选。


用谭红波的话说,吕全斌来找自己时,自己正在一家企业基金会过得“安逸”。


“或者可以叫‘安于现状’。当时全斌就和我说,‘老谭,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?在我心里,你应该是带着大家往前冲的人啊。’”接受《社会创新家》采访时,谭红波回忆,“坦白说,这个话当时对我还是很有冲击的。”


加入基金会论坛,成为谭红波“突破”的机会。“我当时就想,我这样的安于现状是对的吗?如果一直就这样下去,我是不是会变成之前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?”谭红波说。


离开大学多年后,他们再次走到一起,为了更大的公益理想。



2挑战很大



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(后更名为“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”)成立于2008年,由8家基金会共同发起,旨在推动基金会行业生态建设。由于治理结构不清晰,2013年到2015年,基金会论坛的发展一度陷入低谷。


2012年,吕全斌参与了当年基金会论坛的第一次组委会工作,并受邀做了总干事。因为与下一届轮值主席磨合不畅,次年,吕全斌离开,加入德鲁克社会组织学习中心。也是在这里,吕全斌“慢慢清晰了自己通过举办培训交流等活动服务行业的使命”


2015年,因不忍看到基金会论坛的颓势继续下去,吕全斌主动申请回归基金会论坛。当时,基金会论坛承担的更多是行业交流作用,形式单一,主要为一年一度的年会和各地的区域会议(峰会)。


基金会论坛2018年年会现场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“从刚回来我就知道,基金会论坛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服务行业的需求。”吕全斌说。


过去几年,吕全斌和谭红波带领团队做出了一些尝试。2016年,为了满足行业的交流需求,基金会论坛推出“秘书长说”;2017年,推出中国基金会素质能力库,把从事公益行业需要的素质细化;2018年,组织墨卡托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欧之行,尝试推动基金会进行国际交流……


“秘书长说”为基金会搭建交流平台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为了放开手脚,2017年,基金会论坛将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,并向组委会“要”来了一票投票权。


但对战略的焦虑一直没有消退。


刚开始,吕全斌觉得这是组委会应该思考的事,后来有了理事会,又觉得是理事会的事。去年,吕全斌才意识到,在基金会论坛现有的组织形式下,“这件事只能自己来做”。


“理事会一年只能开两三次,对这些事讨论不了那么深入。但我们又要往前走。”吕全斌说道。


基金会普遍面临的仍然是“人不行、钱不够、主流社会认知不足”的老问题。吕全斌构想,从三个层面推动行业的变化:第一层是基金会的业态,即基金会本身存在哪些问题和干预点;第二层是基金会的生态,围绕和基金会产生链接的机构,从议题网络、区域枢纽、第三方服务机构三个角度入手,回应基金会行业的公共需求;第三层是从政策倡导、企业合作、公众宣传上,为基金会提供外部环境支持。


战略框架虽然做了出来,但吕全斌坦言“挑战很大”:“其实我知道,有时候我并不具备从一个很高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。而且原来做的还是不够的,包括这个架构,我们后面还要论证,血和肉也要慢慢填进去。”


行业环境并不乐观。在吕全斌看来,这几年,大家对行业公共事务的投入都有所下降,更多是在“享受成果”。


平台型的机构越来越多,吕全斌清楚,必须形成核心竞争力。“但常常自己想做的事又很多,这也会形成一种矛盾。”


“保守”的谭红波则扮演了把他及时拉住的角色。“别人常常会说,我像一只风筝,红波则是把我拽回来的那个人。”吕全斌对《社会创新家》说道。



3

更有韧性



事实上,虽然有深厚的感情基础,但刚开始共事时,这并没有让两人度过一段“蜜月期”,相反,一开始,两人就磨合不畅。吕全斌想法和点子多,谭红波则重落实。“前两年,有时候往往是我俩在办公室吵得特别大声,同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”谭红波直言。


“之前七八年虽然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轨迹,每次见面还是很亲。一起工作了,反而我估计有时候他也不太想看见我,我也不太想看见他。”吕全斌扬扬手,笑言,“还好我俩有这个感情基础,要是别人,可能早吵翻了。


现在,这种“矛盾”缓和了些。两个人找到了“和平相处”的模式。


“有时候我让一步,有时候是全斌让一步。”谭红波说。


刚刚加入基金会论坛时,谭红波一度感到有些不太适应:“那种保守甚至会让我觉得,我是不是在拖团队后腿啊?但是后来在这种团队磨合中我觉得,有一个成体系的条条框框也挺好的,它可以让我们踏实做事。”


而对吕全斌来说,他也正在找与团队磨合的“最佳姿态”。吕全斌其实更喜欢做链接的工作,现在却要围着六、七个人的团队打转,做团队管理。如果放在以前,吕全斌可能觉得“早就受不了了”。现在,他尝试调整:“研究劳动法啊,研究法定实习应该几个月啊,知道的多了一点,就有一点小成就感。”


吕全斌的变化也被身边的谭红波看在眼里:“全斌是一个善于自我分析与自我反思的人,所以可以有动力实现自我成长。这一点我还是蛮佩服他的。”

今年年会举办前夕,聚在一起的基金会论坛秘书处成员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过往基金会论坛的总干事基本都是干完一届就离开,吕全斌却连续做了四年。他分析过坚持这么久的原因:“在这里组委会和理事会可以给到我足够的支持,虽然外围的压力也有,但我还是有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。”


在吕全斌看来,除了头部的几个基金会,整个行业的水平仍在“低水平循环”,对社会的贡献没有实质性的突破。他能做的是,在后方踏实做好基础建设工作。


他希望支持地方的发展,比如陆续推进多年的城市峰会,有一些区域正在沟通,复制基金会论坛的工作模式,推动区域公益生态的发展;他也希望把基金会论坛的工作模式提供给别人做借鉴,于是他把工作模式体系化,比如年会组织的“12348”模式:1个目标2个主题3个要素4个阶段8个单元……


除了眼前的工作,吕全斌还有更远的打算。他想建基金会档案馆,还要做基金会口述史和案例。在他看来,未来的公益要走向国际化,中国需要向国外输出经验,那就要“梳理总结本土案例做知识生产”。


他说:“之前也有其他国际基金会提过,想推动中国的公益经验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交流。中国的公益和美国是不一样的,中国未来也要走出去对世界公益做出贡献。”


谭红波觉得,认识这么多年,吕全斌的视野和格局在变大,也更懂得坚持了。“大学时在协会,当时他觉得自己尽力了,但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发挥出全力。现在来看,他确实是更有韧性了。”



4

再退,也保有一条底线



作为2003年前后进入公益行业的一代公益人,无论是吕全斌还是谭红波,都依然保有最初理想主义的印记。当下,面对公益新态势的发展,这种理想主义难免受到冲击。


在吕全斌看来,公益的新思潮没有解决公益价值观的问题,反而大家现在思考的多是中维和低维的问题。“有时候一看照片,就觉得这参与主体是不是太多了,一看就不是做公益的,真心做公益不会这么做。”


“以前我会站队,我说你们这帮人都不是做公益的。”吕全斌说,“现在我会说,OK,我们都是做公益的,但是我会告诉你,什么是公益的专业化。”
比如基金会论坛正在做的素质能力库,“里面提到的能力划分为三种,一种是和企业一样的,一种是和企业叫法一样但内涵不同的,一种则是公益独有的,那这就是公益的专业化。”
还有吕全斌正在着力推动的基金会档案馆的搭建,“怎么证明公益是一个行业?在档案馆把40年的资料整理出来,这40年有人在做项目,有人在讲故事,那这就是一个行业啊。光说没有用,现在我们要把它做出来。”


基金会论坛2019年度思想峰会上,探讨中国基金会的未来十年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相较于自己,谭红波可以感觉到,作为基金会论坛的总负责人,吕全斌对“理想的结果”有更强烈的追求:“他可能会偏向一点完美主义。


对这种“完美主义”带来的焦虑,吕全斌也在尝试调整:“以前觉得做事就是要hard。这两年慢慢体会到,用自己的思维去影响别人的思维,并引导他行动起来,这是个很庞大的系统,得找到关键的干预点。”


不同于吕全斌的行业视角,谭红波更希望引导公益人回归最初的理想,找回初心。


“我一直觉得,公益就是道德至上的事情,它是把人类最本源的公平、正义、道德操守找回来,让人与人之间回到最美好、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去。”谭红波对《社会创新家》说,“现实大环境的裹挟,有时使得我们可能不得不往后退,但再退,也应该保有一条底线。如果不断给自己的退让找各种理由,甚至把此前对奉献、道德的崇尚转向了其他,这其实是我们自己在迷失。


今年基金会论坛年会的主题定为了“坚守初心、共谋发展”,这是谭红波去年就在思考的话题。他希望让行业人停下来想一想,自己是否还记得一开始进入公益行业的初心。


在谭红波看来,纵使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,积极去行动依然是公益慈善行业一直都不应该缺位的。“行动改变生存。”他说道。


而对他自己而言,基金会论坛则成为他当下找到的最适合的“去行动”的平台。


“在基金会论坛你会发现,原来其实有很多人和你是一样的。他只是有时候把他的那一份理想的小火苗藏起来了。”这也是基金会论坛最吸引他的因素,“我们找到他,就可能再次点燃他这份火苗,让他和我们一起往前走。”END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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